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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:政治的本质就是统治奴隶的艺术

来源: 在职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发布时间:2022-04-21 17:29:07

  公元前431年,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,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, 其中有一句话被世人广为传颂、经久不绝;他说:“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男人,我们不说他是那种只扫自家门前雪,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,而干脆把他当作废人。”

  在伯利克里的时代,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已经发展到了顶峰,统治的艺术变得极具吸引力。这种观念扭转了苏格拉底“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,远离政治”的伦理主张。希腊人逐渐意识到政治学与统治者的利益息息相关,所以在谈论哲学的同时,他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政治学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前半部分主要围绕“正义”的话题进行辩论,本质上还属于伦理学的领域,而到了后半部则转到政治学之中,描绘了理想城邦的形态,并且提出让“哲学王”来统治国家的观点。

  在柏拉图的众多弟子中,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专门为反对他而生的。当柏拉图还在世的时候,后者就主动退出了学园,对此,柏拉图说:“亚里士多德踢开了我,犹如小雄驹踢开生养它的母亲。”这名“小雄驹”在哲学领域用“形式论”来批驳老师的“理念论”,在另一个领域又写出了《政治学》,直接与《理想国》唱反调。柏拉图认为政治学是“哲学王”的治国之术,把它交给肉食者们来谋划就行了。而亚里士多德则说:“人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”,小到家庭,大到城邦,无不充斥着各种政治生活,政治学绝非政客、君王、家主的专利,它属于每一个“公民”;当然,奴隶、妇女、工匠和异邦人要被排除在外。

  奴隶主的政治学

  由谁来作为城邦的统治者?

  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以家庭为逻辑起点,他认为家庭是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,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。当数个家庭聚集群居时,就形成了村落。每个村落都会推举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来主持集体事务;而多个村落为了更优质的生活而结合在一起,就形成了城邦。正因每个人都出生在家庭中,而城邦又包含着村落和家庭,所以每个人一出生就获得了“某某邦人”的政治属性,也就是取得了“籍”。这说明人具有着政治动物的本性,大部分人都不是山野怪人,也不是方外之士,而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一员。

  人不像野兽那样经常互相杀戮、弱肉强食,而是秉持公正的原则,通过制定法律、遵守风俗,集体过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。所以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,他们发明了城邦,同时又在城邦的统治下生活。

  那么究竟什么是“城邦”呢?它是指人们所群居于其中的那座城池、那片土地或者那堵围墙吗?

  正如家庭与房子存在区别一样,城邦与城市也不是一个概念。家庭乃是指各种生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,而不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子;城邦也是指由各种“公民”共同组合成的政治联合体,而不是他们所生活的城市;“公民”只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一部分人,并非全部。

  “公民”乃是这样的人,他们拥有政治权利,能够担任公职,可以参政议政,并定期出席公民大会,进行轮番而治;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:“有权参与政治事务的人就是公民。”显然,无权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便等同于奴隶了;在古希腊,妇女跟奴隶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此外,公民存在着任期,当他任期届满时就会下野,成为自由民,接受其他新上任公民的统治。

  因此,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就是统治者,他们共同组成了城邦并且通过后者来对其他自由民、奴隶、妇女、儿童、异邦人进行统治。城邦的本质乃是一个统治机关,在另一些地方它也被称为“国家”。国家只属于统治者,自由民是他统治和管理的对象,而奴隶和妇女则是主要压迫的对象;政治学在本质上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国家、城邦来治理被统治者的学问,是统治奴隶的一种艺术。

  “公民”只是城邦中的少部分人,他们组成了统治者

  古希腊人是如何对奴隶进行统治的?

  在古希腊城邦中,自由民分别担任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角色,在轮番而治的模式下频繁切换身份;而广大奴隶和妇女则是固定被统治的对象。至于后者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悲惨的命运,亚里士多德诡辩说是自然的安排,因为奴隶与妇女在血统、智力和体力上处于劣势,所以“有的人天生就是自由人,有的人则天生为奴;对于后者,奴隶属性更为有益,也合乎自然。”

  公民要加强对奴隶的统治和领导,就需要采用一定的统治方式,其中一种叫“威权统治”,另一种则叫“法律统治”。在家庭中,“威权统治”成为主要手段,家长乃是奴隶和妇女的君王,对他们操有生杀予夺之权;而在城邦中,“法律统治”成为基本方法,因为统治的对象包括其他自由民,所以不能像家庭那样单纯依靠强权。

  为了弄清统治问题,亚里士多德广泛考察了古希腊各个城邦的统治方式。在米利都,统治者希波达莫斯把民众分为工匠、农夫和武士三大类,接着又把土地划分为祭祀用的公产、军需用的田产和农民自己的私产;他宣称三类人都是统治者,大家都可以通过选举来担任公职。但实际上,农民因只有土地而没有武器,工匠因既无土地又无武器,都很快就沦为了武士的奴隶。

  在克里特和斯巴达,人们实现共餐制,军政大权由十人组成的“科斯莫”掌管,公民虽然有权出席大会,但仅限于举手提案,并无决策权。这种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统治模式被亚里士多德称为“寡头制”。

  而在雅典,自从梭伦改革之后,寡头制逐渐被终结了,农奴得到了解放,长老院的寡头倾向、公民选举的贵族倾向与公审法庭的民众倾向实现平衡,出现了新型的统治模式。

  古希腊城邦出现多种统治模式

  亚里士多德对六种统治模式的划分

  在对各种城邦的统治模式进行考察之后,亚里士多德提出了“政体”概念。他说:“政体是对城邦行政人员所责公共事务之安排”;实际上政体就是统治者的组成方式和统治模式。

 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城邦与国家的政体都可以归入这三种之中:

  第一种是君主制,由单个人实施统治并顾及了全民利益的城邦属于这种政体;

  第二种是贵族制,由少部分德才兼备的人进行统治的城邦属于这种政体;

  第三种是共和制,由大量公民为着公众的利益联合执政的城邦属于这种政体。

  这三种政体的原则都是为着全部统治者的利益而实行的统治,所以是良好的政体。

  城邦犹如演员,政体则是他所表演的角色。有时候演员并未改变,但角色已经更换,例如罗马在西塞罗的时代是“共和国”,在屋大维时代则是“帝国”,虽然它还是叫“罗马”,但政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,爱罗马帝国并不是真正的爱国,它保留了“罗马”的名字,却变更了政体的本质。所以真正的爱国乃是爱政体、爱城邦、爱公民,而不是爱那个虚假的名称。

 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

  三种政体经常会出现角色变化。当君主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一己私利进行统治时,君主制就会腐化成了僭主制。例如拿破仑在早期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,是推翻旧制度的英明君主;而到了后期他却退化成了一个四处侵略,把法国人民拖入战争深渊的专制皇帝,这种变化是不易察觉的。

  当精英贵族不再心系国家、公正清廉,而是中饱私囊、垄断官爵时,贵族制也就堕落成了寡头制。例如罗马人为了征服外敌、镇压奴隶,先后承认了“前三巨头”与“后三巨头”的合法地位。结果反而导致罗马共和国坠入了寡头制的深渊,在寡头之间的内战中濒灭亡。

  当大量公民不再为公众利益而联合执政,政权落到底层穷人手中,并专门用来为他们服务时,共和制就转化成暴民制。亚里士多德说:“暴民制是一群贫民掌权的统治”,在这种制度下,杀富济贫、平均主义、践踏法制成为普遍现象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,罗伯斯庇尔、丹东率领“无裤党公民”夺取政权后,便打着“祖国在危急中”的旗号下大开杀戒,屠戮同胞,留下血腥的一笔。

  各种政体只是统治者用来压迫被统治者的不同手段

  政体对于被统治来说意味着什么?

 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,好的统治模式必然要以公众利益为导向。君主制、贵族制和共和制虽然存在差别,但它们所追求的都是维护公众利益,以至善、公正和美德为统治原则,所以并不存在哪种政体更好、哪种更坏。君主制会导致专制、贵族制会造成寡头、共和制也会产生暴民,因此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政体,城邦的统治者各取所需就行了。

  然而,其实这三种政体在本质上都是统治者用来压迫被统治者的手段。在《政治学》中,亚里士多德就说儿童只是“假设意义上的公民”,奴隶和妇女不是公民,工匠与劳工也不能被视为公民,外邦人只有当他的母亲是本邦人的时候被当做公民。所以在一个城邦中,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、奴隶、妇女、儿童都被排斥在统治者之外,那些蓄养奴隶、拥有财产、圈养娈童的成年男人才获得公民的资格,能够通过轮番担任公职来成为统治者。政体是他们所发明出来并为其服务的东西。所谓“公众的利益”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。

  对于奴隶们来说,君主制、贵族制与共和制的区别就像铁鞭、皮鞭和柳条的差异一样,唯一不同的地方仅仅是打在身上的疼痛程度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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